在我面对死亡的邀请时，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，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父亲。
父亲34岁那一年，动了一次心脏手术，医生说，手术如果成功，病人最多能活20年。
54岁，父亲准时走了，像去赴一个约会。
在父亲手术后数年，我方才来到这个世界。现在我是多么感激父亲给我的那个快乐的童年，没有一点死亡的阴影，父亲对我这个他得之于中年的唯一的幼子，始终威严而平静却并不缺乏慈爱。
父亲生于上海南汇县的一个小镇，日本人的轰炸使得父亡母改嫁，他只身一人去投奔上海的亲戚。那一年，他6岁。
一个6岁的孩子，背着他的行李和作为给亲戚的见面礼的10斤大米，他是怎样走完这段路的，他走了多久？
亲戚也是穷亲戚，寄人篱下的故事都是一样的，六七岁的父亲竟然凭了他的机灵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做咖啡馆的侍应。
10年时间，父亲创造了两个奇迹，一是他在上海这样一个居住不易的城市里养活了自己，二是他居然学会了看书报、记账，还能写一般的文案书信。
16岁那年，他悄悄登上一条小木船，当兵去了。那支部队叫新四军。
有一次，他们遭围困，在浙江的一座山上转了两个月，吃的东西只有冬笋加盐。后来，父亲一辈子没吃过任何笋，而冬笋是当年我心目中的美味。
解放时，父亲放弃了提职当团长的机遇，回到了上海。他选择了当年的房东的大女儿，成份不好，但心地极善良的妈妈。后来有了我们，两个姐姐和我。
父亲在一家造纸厂当领导。尽管死亡的危胁早已高悬，父亲却仍然向我展示他如何热爱生活。我们父子俩几乎每星期天去看一场电影，这在当时是奢侈的。父亲总是新家电的热情尝试者，50年代，我家就有配上10英寸喇叭的收音机，70年代，父亲买了一台9英寸的电视机，并且对我说：过10年，看19英寸的，彩色的。
有一次，我问父亲亲手杀死的敌人是否有一个连，父亲脸上那种痛苦和责备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。他沉默了很久才说：“都是中国人，都是老百姓啊！”
因为身体的缘故，父亲放弃了多次升职的机会，但他没有对命运抱怨过什么。对于病痛，他时时用一个军人的毅力和坚强在抵抗，谁能想像，一个彻夜难以入睡的重病人，每天早晨，他的被子竟然整齐得如无人睡过一样。而对于那个把6岁的他赶出家门让他自生自灭的母亲，他依然月月寄钱赡养。
有其父必有其子乎？我们的悲剧似的命运何其相像，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同样一脉相承，对家庭的责任感一样使我们备感沉重而又勇气倍增，对于病痛，我们一样耻于退让。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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